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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与不公平的全球化
www.chinause-edu.com 时间:2012-4-11 来源: 【 】 【打印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经济相互依赖成了一个基本特征。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是经济全球化得以深入发展的推动力。跨国公司和公平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的跨国公司确实引发了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力量,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世界治政经济格局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权力节点。在全球经济利益分配方面跨国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加剧了国家间发展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各个阶层间的不平等。
  [关键词]全球化;跨国公司;公平   
  全球化带来了即时性和广泛性的信息和通信平台,这让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直接感受到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状况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冲击是全新的。公平问题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再也没有国家和个人把贫穷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正统的依附论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不能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墨西哥和巴西的经济腾飞。经验研究也证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有利于提升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表面上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的事实并不是问题的本质,真正的问题是利益如何才能更加公平地分配。不幸的是利益分配在全球范围内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让国际的利益分配偏离了公平的轨道。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穷人们是否同样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一些好处,而是他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和机会。
  围绕跨国公司的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依附论、依附发展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对公平发展有着相似的看法,它们把公平发展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外生性原因,即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孤立和排斥政策,即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新自由主义则与之相对,认为问题出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上,全球化才是解决全球贫困和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如果说全球化加剧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原因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而是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的落后局面更多地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投资环境、法制环境等密切相关,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贪污腐败盛行、投资环境恶劣,有些国家更是充斥着种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跨国公司在决定全球的经济利益分配时处在支配地位,显然这不是一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国公司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排斥和孤立行为
  跨国公司有选择的投资政策不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还有一种比经济剥削还要糟糕的结局,那就是经济的排斥。吉尔平也强调说,外国直接投资的罪恶可能不是其“任务”而是“疏漏”。正如迈克尔�曼所指出的那样,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和大多数的中东国家欢迎更多的资本主义剥削!它们正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它们欢迎血汗工厂。为什么大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不能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都受惠呢?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最近20年非洲多数国家在实行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改革,逐步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之后,还是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体系之外。跨国公司实行排斥政策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特别是考虑到它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利润,但这种行为客观上带来了根深蒂固的公平问题。原因很简单,如英国学者胡格威特指出,现在全球体系要实现稳定就要依靠“排斥”政治,把社会中那些弱势群体排斥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之外,原因是他们没有给全球市场带来任何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那些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可以从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活动的动机来解释,实现利润最大化始终是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196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67.3%,而发展中国家占32.3%;到了1994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73.8%,而发展中国家下降到了25.3%。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活动来看,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被排斥在全球化这个过程之外的,即使那些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情况也不尽相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如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巴西、印度和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较好的市场准入条件,政治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同时也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潜力。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听天由命,在这个体系中它们处于“弱势”地位。
  (二)跨国公司不断扩大自身的政治经济影响
  跨国公司地位的上升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更为整合的全球市场。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两大阵营孤立的市场体系逐步结束了相互对立的局面,这给跨国公司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仅从可以控制和利用的经济资源来看,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确实要比许多国家更富有,这提升了跨国公司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公司的销售额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在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权力,作为一个整体,它比以前更加强大了。对世界金融、生产和贸易活动干涉能力的增强使它成为世界权力网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决定这个体系中“谁得到什么”方面已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跨国公司不断上升的权力和地位,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决定谁能获益方面和国家权威并驾齐驱。“这一转移已经引起了某些与公民社会相关的权力从领土国家转移到非领土的跨国公司手中。”虽然和国家相比,跨国公司并没有警察、军队和监狱这样的暴力机关,但它也有自己的权力实施方式。斯特兰奇认为,新型投资、生产和服务的国际性以及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化是三个重要的趋势,而这加剧了权力从领土国家向世界市场的转移,这样权力也就间接地转移到这些市场上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财力和影响,与很多国际组织甚至是一些国家的政府职能机构形成互助或交易关系,并利用这种潜规则为自己服务,以便获得某种许可、特权。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国际机构开设自己的代表处,或者没有交纳会费,甚至无力负担雇用国际法律公司的成本。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的目标不同,这使得它们很难在国际机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今天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政府和各种公共机构代表着跨国公司进行谈判,它们已经能够击破发展中国家身上的这几种保护层。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围绕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总体上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是倾向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在这个有利于跨国公司支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许多国际规则正在被用来削弱国家和政府的权威。
  (三)跨国公司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形成威胁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重要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独立自主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能力和选择,进而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决策。弗里德曼认为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个现实,即自由市场的规则是套在每个不想被全球化的世界市场边缘化的国家身上的“金色紧身衣”。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选择自由资本主义是唯一的但却是痛苦的模式。“金色紧身衣”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主要部门实行私有化、较低的通货膨胀、高效的官僚机构、自由的资本竞争的规章制度等等。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美英国家也都采取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政策,这有利于它们更好投入到全球竞争中去。跨国公司迫使国家在全球经济效率和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西欧一些福利国家如瑞典和英国对此深有体会,高工资率和高成本的生产投入使得跨国公司承担了较多的生产成本。为了保持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潜力,这些国家不得不改变福利政策以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世界各国除了积极参与、主动适应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现阶段的第一要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了全球化的进程,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韩国,因而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跨国公司和国家间形成一种不对称的博弈关系。跨国公司开发国外市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常是那些最廉价的劳动力不会给雇主带来麻烦。有些跨国公司倾向于和一些威权主义政权联合,因为独裁国家能够限制工会的作用并且能够和国外资本达成有效的合资协议,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直接讨价还价,在东道国政府进行游说;在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中寻求利益代言人;资助、扶持某些研究者、媒体,通过他们来推广自己的利益主张。跨国公司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如伊朗、智利和瓜地马拉公然参与推翻现行政府的活动,这都为反对跨国公司的人士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跨国公司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恶化的“直接操纵者”,它们在“生产流通过程中把污染和对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危害输出到国外”,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把生产和消费的危险手段输出到国外”。那些在发达国家内因劳工斗争和环保运动被禁止使用的危险性化学物品和生产流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中找到了出路。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平等的交换机制牵连在一起。和制成品的价格相比原材料的价格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在外资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竞相展开优惠政策的竞争,这就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激地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的决策,直接导致其国内经济的波动,并可能向国际市场传染。
  (四)外溢效应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对待跨国公司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它们不再把跨国公司视为一种威胁,而是当成发展本国经济的一种推动力,即使跨国公司从中受益颇多也是一种必要的“让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投向新型市场,而资本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就业的增加。经验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合资企业,或在当地培训雇员等途径可能会带来一些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管理经验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逐步扩散。不少学者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如罗斯托、邓宁等人,他们把国外技术和投资当成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求助于从西方国家转移的资金和技术,并把这些生产要素当作“发展的引擎”,才能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中去。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技术短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国民经济参与世界竞争的保证。附加值低的简单加工工业生产和初级产品出口让一些西方人士感到威胁,他们担心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会把跨国公司吸引过去;同时在相对整合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力,这引起了发达国家的失业和工资待遇水平的下降。批评者们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跨国公司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如侵犯了劳工的权益,破坏了环境,榨取了自然资源,附带引起了政权的腐败,破坏了当地的消费文化等等。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只会给一些特定地区和阶层带来高额回报,更多的情况下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关注的是商品、服务、劳工和资金的全球流动能力,能否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全球公平问题。在此争论的中心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也不是是否要采用市场手段,而是这些全面的制度安排的不公正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不平等。从发展趋势看,当前这种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国际经济体系还将延续下去。在这个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历史潮流,近期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奢望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中获得实质性好处。如果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解决公平问题就不能像依附论者阿明那样主张与跨国公司“脱钩”。而是如何规制跨国公司的行为,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能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比较公平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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